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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层次视角,带你看劳工关系 |社论前沿

2019-05-10 10:50:53  来源:社论前沿   作者:JunyueQian     点击数量:238
 
编者按:
 
 
集体谈判和产业冲突似乎已经从雇佣关系的核心议题中淡去,新兴议题的产生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视角来应对。本期推送悉尼大学商学院名誉教授 Russell D. Lansbury 2018年发表于 Labour & Industry 上的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: a multi-leve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一文。本文认为,需要构建一个多层次视角来分析工作世界的议题,考虑国家、行业和跨国工作与雇佣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。
 
 
 
为什么工作和雇佣关系仍然是重要的?
 
 
 
雇佣关系研究长久以来一直面临这样的争议,一方认为其太过理论化,远离了工作场所日常生活和政策实践;另一方认为其太有偏向,不是支持工会就是支持雇主。1948年,赖特·米尔斯在美国产业关系研究协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,他担心“分子”社会科学过分关注“小规模问题和验证统计模型”,因此主张更为“宏观”的方法,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力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。在雇佣关系领域的研究中,正反映了这样的挑战。一些研究偏重关注工作场所的监管、控制和治理;但对雇佣关系的理解,不能脱离更广泛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发展。国家的民主文化和公民的政治参与,也会对工作和雇佣关系造成影响。积极公民身份的衰落,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加剧。
 
 
 
雇佣的新形式:零工经济
 
 
 
零工经济、共享经济、平台业务,对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。高科技平台提供的临时工作,通常不将工人视为“雇员”。参与平台工作的工人通常不受雇佣法律的保护,也没有任何基本的社会保障。虽然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力规模尚未有清晰的图景,但零工经济与其他雇佣形式的交叉将对工作及其监管产生重要影响。
 
 

零工经济非常复杂,涉及了大量行业职业,从非技术性的廉价劳动力,到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工人。尽管都使用了平台技术,但劳动力市场动态截然不同。或许,对雇佣关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按需平台上的低技术劳工。工人在这类平台上面临剥削的可能性更高,这类平台对其他雇佣形式的影响也更为显著。对平台工作者的界定,到底是独立承包人还是雇员,还存在争议。在按需平台的全球战略中,各国的雇佣条件差异非常大。它不仅受当地市场条件的影响,也受国家监管和制度的约束。
 
 
 
全球化的影响:跨国公司
 
 
 
全球化对工作和雇佣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,但竞争性的观点在于:全球化到底使各国家和地区的劳工标准趋于一致,还是导致了持续的多样性?全球化对雇佣关系的影响,需要考虑全球经济力量,民族国家的角色,劳动力市场制度,以及经济社会结果。
最为显著和持续的影响力来自跨国公司。其生产网络趋于复杂,涉及多层级供应商,导致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决策制定更为困难。生产组织和供应链的国际化,以及跨国资本流动的自由化,也使得确定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和作为劳动者雇主的公司越发困难。
在全球化时代,国家工会密度出现下降,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工人代表和发声渠道;但纵使工人的发声机制更为复杂,对管理决策的影响仍在减弱。国家和行业层面工会与跨国公司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,也变得越来越有限。
 
 
 
国家和地方的影响:资本主义多样性
 
 
 
全球化固然重要,但国家和地方因素对于构建雇主和雇员关系也持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资本主义多样性(varieties of capitalism, VoC)的方法,强调了国家制度在回应国际压力中的重要影响。Hall & Soskice (2001) 提出了两种市场经济,即依靠市场和等级制度解决协调问题的“自由市场经济”(liberal market economies, LMEs),以美国为例,和依靠非市场机制的“协调市场经济”(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, CMEs),以德国为例。
 
 

对这一方法的批评在于,它没有足够的多样性,只关注了那些可以应用该模型的国家,日本、韩国、全国等亚洲国家则无法适用。此外,制度行动者,尤其是资本的国际化特征越明显,国家制度的约束力可能越弱。跨国公司雇佣关系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,即制度不完整性对国家产业关系模式的影响。
 
 
 
工作和雇佣关系的多层次制度视角
 
 
 
Wright 等人(2017) 提出了工作和雇佣关系互相影响的制度领域,分别是国家、行业和跨国制度。
 

影响雇佣关系的三个制度领域
注:图片来自原文
 
 

国家制度:国家将持续影响雇主、工会、政策制定者和其他雇佣关系行动者的战略选择,尤其是不同的国家模式。国家体制有助于解释雇主偏好和雇佣监管,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特征、员工参与、工作质量、职业培训体系,等等。但国家体制对工作和雇佣关系协调的作用正在减弱。在德国,私营服务部门和中小企业退出了行业集体谈判,倾向企业决策,且通常没有工会参与。日本的终身雇佣体制,在公司治理模式的压力下,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股东驱动模式。
行业制度:后工业社会服务业的兴起,带来行业利益结构的转变。制造业与服务业存在不同的雇主偏好:制造业雇主倾向于长期雇佣,专注于企业发展和专向技能制度;相比之下,服务业雇主更倾向灵活雇佣,支持一般轻便技能制度。行业逻辑超越了国家体制,导致各国雇佣关系安排的多样性。行业级别的变量包括:薪酬确定和技能形成安排、技术、生产组织和产品市场监管。
跨国制度:首先,跨国公司的商业政策和实践,作为跨国治理的“私人形式”,对于雇佣关系行动者的战略选择日益重要。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子公司,并通过与其他国家供应商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,扩大其商业权力,且许多情况下降低了劳动力成本。其次,外包和离岸外包的适用,产生了更多市场协调的安排。最后,各种国际机构的影响也不可忽视,如国际劳工组织公约。
 
 
 
这几个制度领域之间也存在交叉影响。
 
 

集体谈判和产业冲突似乎已经从雇佣关系的核心议题中淡去,新兴议题的产生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视角来应对。劳资关系需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,并将工作场所层面的微观问题与社会和经济中的宏观问题联系起来。
 
 

本文结论认为,工作性质和雇佣关系的挑战将持续存在且不断加剧。然而,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仍然是所有经济体和社会的基本关切。
 
 
 
文献来源:
Russell D. Lansbury (2018)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: a multi-leve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, Labour & Industry: a journal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f work, 28:1, 5-20, DOI: 10.1080/10301763.2018.1427425
 
 
文献整理:钱俊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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